森林既是生态系统又是一种资源，而对这两点的讨论会引发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两者又基于同一种植被类型，所以促使当前对森林管理和森林政策进行详细讨论。
关于生态系统的观点是以自然为中心，而关于资源的话题是以人类为中心来讨论。生态系统的观点基本上不会对自然界提出要求，也不会造成任何干预（除了对生态保护会有要求），这样生态系统可以平稳、自然地发展进化；此时生态系统将森林看作是自然系统，也可以说森林在发展过程中能保留自己的权利。而讨论资源的观点是建立在系统干预的基础上，通过使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为森林管理提出指导性意见，侧重于森林的环保和保护性功能。两种观点都与现代森林管理和森林政策紧密结合。
森林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这一观点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很明确了，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中欧地区，森林因为被过度开发而遭到破坏。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提出以来，造林学就作为一种系统研究法被引入用于管理森林，而不仅仅只是采取减少森林开发的措施。
在本文中有一点也需要注意，森林是第一资源，就好比“地球界限”的概念，资源明显变得越来越有限，这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虽然以前木材短缺没有上升到全球性问题，但也不是局域性问题，即使用户是出于合理的要求想使用资源，也没有足够的资源被利用。
如今，随着人口大量增长，资源消耗量上升，资源的使用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明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几乎所有类型的资源都曾被以为是无穷无尽的，包括淡水、海洋、空气和矿物等等。
因此，鉴于森林资源并非无限的，而且森林的生长和再生能力人尽皆知，另有研究清楚表明森林具有多功能性，涉及了经济、生态和环境服务等多方面，基于这些益处，政府应当尽可能保护、增加森林资源，与此同时也对森林生态系统起到了保护作用。
首先在国家范围内对森林进行监测是政府采取措施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当我们充分了解了资源的主要特征，才能够有针对性地管理资源，如果不对资源进行有效地测量评估，将无法实行管理工作。国家森林资源清查（NFI）就秉承了这种原则，它所产生的信息都是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国家范围内森林的状况（而不是参考逸闻趣事、谣言或是猜测）。
以统计学为基础的国家森林资源清查（NFI）有着悠久的历史。大约在100年前，北欧国家对国内大量的北方森林首次执行了NFI。在当时执行这项工作横跨了几个省市，路线较长，正如在1917年挪威地区实行的时候。
早先曾有研究调查了清查面积较大的森林有何效果，例如19世纪瑞典省内的森林以及1860年缅甸的柚木，但是这些研究都是经验之谈，直到19世纪末才研发并引入了统计抽样。
事实上，北欧国家早期实行NFI确实促进了统计抽样的开发，在执行时特别关注森林的生产功能，其出发点也在于注重木质原材料是否能具有长期的可用性；而生态问题都得不到保障。此外，当时进行的NFI是首次研究大面积可再生自然资源的状态和变化情况。
二战之后，新成立的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基于同样的研究初衷，创立了全球森林资源评估项目，自此之后每过十年根据各个国家汇编的全国森林信息对全球森林的状态进行综述报告。
NFI一直以来都在科学基础和执行效率方面不断地做出改进。在很多国家中研发和执行NFI的经验都形成了功能齐全的“工具箱”，即现在通过NFI产生的许多方法，可以用于规划、执行和分析，同时也被融入了国家森林和环保部门机构。
森林清查的范围和目标
总体而言，正在实行的NFI可以产生有用的科学数据与信息，用于支持林业相关政策的决策过程，实现政策的首要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当NFI完全将科学作为根据，才能够得到可靠、可信的结果。随之，NFI的调查结果能减少主观推断因素，避免有争议的讨论；然而，前提是讨论的双方都接受科学信息。
NFI的作用除了有助于制定政策之外，还能够产生科学的假设支持科学研究。而早期的森林清查完全关注于林业部门的效益——即木材的生产——清查的聚焦点和范围已经被一次次地拓宽，让其他行业部门也与NFI数据相关联，这些部门将自身的变化情况融入了NFI的研究进程。NFI数据能够监测森林管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国家级和次国家级林业政策，同时多种国际性的报告也都使用了NFI数据，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UN-CBD）。
NFI还会明确清查森林外的树木资源，这让许多地区的树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相关性和认可度，所以清查工作也从“国家森林清查”发展成“国家树木清查”。
很久以前有几个知名的研究主题，用于调查长时间内木材资源的物质供应情况。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多用途清查工作”一词由此得来。
关于九十年代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成为了另一个关注的焦点，可以监测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情况；NFI增加的这项内容附和了可持续森林管理综合标准与指标框架的发展。
目前NFI的工作重心是力求有助于减少森林的二氧化碳释放量，直到现在已经花费了大约十年的时间：顺利执行NFI工作能够提供测量、报告与核查需要的数据来源，还符合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制定的质量要求，保证了“透明度、一致性和完整性”。
当然，我们很难预测未来NFI的发展和清查范围。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NFI的技术方法非常适合融入新兴的数据要求。在未来人们对森林保护和管理的研究热情不太可能会减少；反而还会有兴趣研究其他课题，例如土壤和水资源的保护，这些与森林的利用将更具有相关性。
随着清查范围的扩大，研究目标也会产生变化。首先，NFI的使用者和NFI的清查结果适用范围将从森林与林业部门转向普通的环境政策；其次，NFI针对的地理范围也已经改变，不只是关注国家级和次国家级的森林，而是放眼全球的森林环境；第三，该研究的专家团队也已经扩大。
显而易见的是，NFI的研究方法和设计已经直接整合了越来越多国家利益相关的森林问题，同时还调整研究设计方案以迎合近来新出现的需求。
如今环保和生态意识正在不断上升，因为人口增长压力持续加大，需要使用更多的资源，而NFI清查工作构成了多种信息来源。
四个方面的意见
在规划和执行NFI的文章中会有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需要对这些意见进行解读分析，因为有时候得出这些意见并没有通过合理、正确观察方式，或者观察方式不受赏识：
1.国家森林清查的内容一直都是围绕技术或政治策略层面。将NFI看作是技术性研究并不是很全面，除非需要从统计学、遥感和建模方面优化NFI。
在所有的规划阶段，我们必须牢记——进行一次NFI可能会涉及许多科学研究因素——它绝对不是纯粹的技术研究，而是为了实现研究目标。
通常并不是清查工作的规划者来定义NFI的目标。坚持去实现模糊不清的政策目标需要政策和NFI技术性规划人员的沟通意愿与交流技术。
2.紧接着上一点，如果认为信息更加精准就可以得出更好的决策，那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当我们使用合适的、理性的方法使用信息时，将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然而问题是，信息的精密度和准确度必须最大程度地满足信息用户的需求（一般是参与决定政策的人）——同时，政策的制定过程变化多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过程；理性并不是政策信息的核心要素。
需要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关于森林清查设计的出版物旨在于提高结果质量的绝对值，但是制定NFI政策时所规定的信息要求并不会考虑这一因素。
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从事清查工作的统计学家缺乏社会和政治科学领域的经验，他们更擅长自然科学。
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简单地假设并相信更高的信息质量可以有利于制定出更好的决策。而另一方面，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人无法详细引导清查规划：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为他们没有深入了解NFI的知识，他们潜在的价值观不能或者不愿意清晰地表达信息需求，所以清查工作的规划者可以准确地将信息翻译成清查的变化因素用于记录。
3.同样地，在国家森林清查的研究中，大多数出版物一开始都声明：需要质量更好的信息，这样才能制定出优秀的决策。研究报告被严格限制，必须提高精密度和准确度，减少偏差，提升成本效益。
过去十年这一领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尤其是在统计建模和遥感一体化领域。
然而，作者并没有找到全面评估上述文字第二部分的出版物：数据/信息质量的提升已经有利于制定出更好的政策；通常科学文章的结尾都会注明，信息内容的质量得到了改善。
这样本文的研究范围会很大。
4.另外一个正在研究的领域是NFI影响的系统评估。我们都相信NFI产生的数据和信息都以合理的、直接的方式被应用，而且这些方式与众不同。
然而，只有少数的研究会系统分析NFI数据在不同政策制定框架中的运用。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令人惊讶，因为分析NFI的影响将为接下来清查工作的改善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所以这样本文中研究的范围又更大。
这四方面的意见可以与NFI的设计过程更好地结合起来，因为NFI被视为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元素；在接下来还会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NFI的作用
NFI和其他的森林清查一样需要考虑决策进程的因素。在森林管理清查工作中，决策进程因素指的是决策过程的管理；在NFI中决策进程因素基本上指的是决定政策的过程。
NFI清查工作从不会自行结束，而是会实现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定义最好是根据负责决策制定者对信息的真实需求。
第一步，需要识别和定义信息的需求（NFI的目标）。这是在清查工作中完全独立的一部分，也不会受到清查专家的影响，政策的制定者会制定信息需求；而清查专家可能通过参考清查报告来给出建议并表明更优选择，例如参照邻国的清查情况；然而，清查专家需要对该问题做出一定的限制，应当考虑政策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定义目标和范围；其实一般情况下针对该问题的建议都是由清查专家来提出。
清查专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或有些困难的问题就是将信息需求“翻译”成可测量的变量指标，之后在清查时可以便于记录。
“翻译”的过程需要与决策制定者密切协调，因为可能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去处理并说明清楚。在面对许多变量时，需要直接鉴别哪些变量是可测量的以及哪些是好的证明方法（例如森林贮积量和它的变化）。
其次，需要先对有些定义解释清楚【例如混交林中物种的组成情况：是否应该在报告中指出物种的基底面积、茎的数量或林冠——树木在社会学上的分类（是树木所有的部分都需要说明清楚还是只需要介绍主要部分？）】。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指出一点，有些指标模型需要先建立起来然后共同商议（例如“生物多样性”或者“自然性/完整性”）。
通过实地观测和遥感，最后确定了一组变量——可用于编制清查设计方案、编写手册以及组织培训。数据收集后将进行整理，接着开始实施，还会制定数据的质量控制，最后分析、评估与报告数据。
第二步，目标决策者评估这些报告后，可以将这些信息作为科学依据，为将来的选择和方案的发展提供基础。这些决策之后可能会在政策的制定进程、管理过程以及研究过程中实行。
然后，最好是系统性地评估决策进程中NFI的数据和信息，同时鉴别得到支持的政策的影响；在国家森林监测系统中输入以上信息对于规划NFI的后续阶段是很有意义的。
最佳实践指南
国家森林清查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国家森林监测系统是科学政策平台上的长期项目。
所有的国家森林清查以及国家森林管理工作都需要根据每个国家的特殊国情量身定制，包括生物物理环境（森林的类型和地形）、基础设施、机构、森林管理和森林清查的传统和能力等等。
因此，基本上不太可能制定出具体的技术建议来实现最佳实践效果，这也是可以被理解的，例如缔约方的决定会避免制定出非常具体的技术性建议来实现最佳实践方案，当国家森林监测系统被要求“透明”、还要结合“基于实地观察的样本和遥感”时，但这样做又会让研究变得很模糊。
然而，有一些指导性建议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还可以用于去指引国家森林清查以及国家森林管理的发展，改进错误的地方，尤其是在扩大清查管理的地区数量这一方面，NFI并没有类似的传统，所以还需要对这项工作重新建立指导性意见。
关于技术要素，如上所述，应当遵循科学原则，提供最基本和最具有相关性的指导方法。在REDD（关于减少发展中国家因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引起的碳排放）的文章中，关注点在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样的指导性建议描述地很详细，有些甚至使用了方法论指导文件。
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国家森林监测和评估指南，其中对NFI规划和分析的基本原则进行了阐述。此文件已被2016年第二十三届林业委员会批准，他们还提供了详细的指导性建议，不仅从NFIS技术特点上，还特别针对制度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指导。
然而，期望只靠这样的指导文件就能够保证NFI的设计与执行方案合理的想法是错误的。相反，我们需要一支具备技术知识和经验的专家团队，将这种指导性建议转化为符合特定国情的具体设计要素。
当有很多因素可以共同决定具体设计方案时，很难从详细的技术层面上定义出最佳实践方案，所以这就促使作者花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编写“关于需要避免的实践方案”的指导建议。
这种“从负面性上给出的指导性建议”可以说很有意义，能作为参考模型。但是这种指导建议还没有落实到国家森林监测中，所谓的“不良实践方案”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将NFI看作是纯粹的技术性活动，不考虑政策问题。
只把NFI当作是行政研究，不考虑其本身的科学性。
由技术驱动清查工作，而不是把清查工作的定义和它的目标作为开展动力。
把遥感（或者实地观察）作为信息的唯一来源，没有意识到综合系统的优势。
规划清查变量和所得到的清查数据的定义，却没有仔细考虑后续的分析工作。
特别是年轻的研究人员没有把NFI当作开发研究能力的平台。
只相信清查的结果(而不是用批判的眼光理解它们)。
